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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T（细胞间质上皮转换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GFR）是一种由MET原癌基因编码的受体酪氨酸激酶，由胞外配体结合区、跨膜区和胞内酪氨酸激酶结构域组成，主要存在于细胞表面，唯一配体为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其功能正常时，与配体HGF结合后，可激活下游信号通路，调控细胞的增殖、迁移、分化、存活及组织修复，对胚胎发育和成人组织稳态至关重要，但当MET基因发生突变、扩增、过表达或发生14号外显子跳跃时，会导致c-MET信号通路被异常、持续激活，从而驱动肿瘤的生长、侵袭、转移和血管生成，也是导致EGFR靶向药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

TSLP（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是一种具有多效性的细胞因子，主要由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等分泌，主要作用于树突状细胞、T细胞、B细胞等多种细胞的激活、分化和增殖，并使其分泌Th2细胞因子，激活JAK-STAT等信号通路，进而引发Th2型免疫反应，在免疫调节、炎症反应及疾病发生中发挥关键作用。

CD5（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5）是一种关键的跨膜糖蛋白受体，隶属于清道夫受体家族，其核心功能是负向调节T细胞受体（TCR）和B细胞受体（BCR）介导的信号传导，维持机体免疫耐受，避免淋巴细胞过度活化。如在肿瘤细胞中，CD5通过调控NF-κB、PI3K/Akt等通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存活并抑制凋亡。CD5是T细胞的经典标志物，几乎在所有成熟T细胞表面都有表达。此外，它也在部分B细胞和NK细胞亚群中表达，但在正常造血干细胞及非造血实体组织中不表达。这种高度受限的表达谱，为开发高特异性、低脱靶毒性的靶向疗法奠定了理想基础。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受体，主要在T细胞、B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以及其他免疫细胞中表达。PD-1通过与其配体PD-L1和PD-L2结合，发挥抑制免疫反应的作用。在正常免疫反应中，PD-1的激活是防止免疫系统过度活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帮助免疫系统避免对自体组织的攻击。然而，在肿瘤免疫逃逸过程中，肿瘤细胞通过上调PD-L1表达与PD-1结合，抑制T细胞的免疫活性，从而逃逸免疫监视。此外，PD-1的异常激活在自免疾病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PD-1与其配体的相互作用，免疫细胞的活性被抑制，导致免疫系统无法有效清除自身细胞或组织，这也是多种自免性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

GPCR(G蛋白偶联受体)是人类细胞膜上最重要的信号转导蛋白家族之一，调控着从视觉、嗅觉到心血管功能的多种生理过程，其中AT1R(血管紧张素II型1受体)作为该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血压调节、体液平衡及心血管疾病中发挥核心作用。然而AT1R等肽类配体结合型GPCR的激活机制一直存在研究瓶颈，传统方法难以捕获其活性构象，制约了靶向药物的精准研发。哈佛医学院、杜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借助合成纳米抗体技术，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相关成果发表于《Cell》，为 GPCR 研究与药物开发开辟了全新路径。

CD7是一种跨膜糖蛋白，主要表达于T细胞、NK细胞及其前体细胞表面，尤其在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淋巴瘤等血液肿瘤中高表达。作为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CD7参与T细胞活化、黏附和信号转导，在淋巴细胞发育及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是T细胞恶性肿瘤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其表达特异性和在病理状态下的持续存在，CD7已成为开发新型免疫治疗策略的理想靶点。

水泡性口炎病毒（VSV）是极具潜力的溶瘤病毒，可优先在干扰素通路缺陷的肿瘤细胞中复制并实现溶瘤效果，其糖蛋白（VSV-G）是慢病毒伪型最常用的包膜糖蛋白，被广泛用于基因治疗领域的研究。然而VSV-G的天然受体(LDL-R家族)在几乎所有细胞表面均有表达，导致VSV和伪型慢病毒缺乏靶向性，不仅会感染正常细胞引发脱靶毒性，还会降低体内精准治疗效果。已知VSV-G的K47和R354位点突变可完全消除其与LDL-R的结合，但保留融合活性，为改造VSV-G靶向性提供了可能。

CD8是一种膜结合糖蛋白，广泛表达于细胞毒性T细胞（CD8+T细胞）、部分自然杀伤（NK）细胞及胸腺细胞发育阶段的特定群体上。它通常以α链和β链的异二聚体形式存在，作为T细胞受体（TCR）的共受体，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类分子（MHC-I）结合，增强TCR与抗原肽-MHC复合物的亲和力，从而促进下游信号传导和T细胞激活。CD8在免疫应答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机体清除病毒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的重要效应分子之一。由于其在免疫调控中的核心地位，CD8成为肿瘤免疫治疗、免疫细胞研究及免疫调控机制探索中的重要靶点。

根据2024年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达到34.3%和16.4%，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成年人体重超标。肥胖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多种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预计到2050年，全球超重和肥胖人数将占成人人口的半数以上。面对当前生活方式干预效果有限、现有药物存在副作用等治疗困境，开发新型、安全有效的抗肥胖策略迫在眉睫。

银屑病关节炎(PsA)是一种累及皮肤、关节、肌腱等多个组织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严重限制患者的活动能力，并降低其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传统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s)对部分患者效果有限，而现有传统单克隆抗体(mAb)生物制剂则因分子量过大(约150kDa)、组织穿透性差，难以有效分布于关节滑膜、肌腱等低血管化组织，导致滑膜液中药物浓度远低于血浆，无法充分发挥疗效。研究表明，仅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治疗6个月内能达到最小疾病活动度(MDA)。此外，PsA的发病与IL-17细胞因子家族密切相关，IL-17A和IL-17F在病灶组织中过度表达并形成同源/异源二聚体共同驱动炎症，仅抑制单一因子难以实现最佳治疗效果。因此，开发兼具双靶点抑制能力与高组织穿透性的新型抗体疗法，成为突破当前PsA治疗瓶颈的关键。

T细胞恶性肿瘤是一类具有高度侵袭性和复发率的血液肿瘤，患者预后普遍较差。又因为CD5作为T细胞恶性肿瘤的特征性标志物，且几乎在所有正常T细胞表面也有表达，使得CAR-T疗法难以区分敌我，甚至攻击正常T细胞，进而引发免疫功能衰竭。NK细胞作为免疫系统的关键效应细胞，无需抗原致敏即可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且其表面不表达CD5，成为了靶向CD5+肿瘤细胞的理想效应细胞。

肿瘤抑制蛋白p16INK4a(简称p16)在细胞周期调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通过抑制CDK4/6激酶活性，阻止细胞异常增殖，是天然的“抗癌卫士”。然而，在多种癌症中，p16基因常因突变而失活，尤其是错义突变导致蛋白质结构不稳定、易于降解或错误折叠，从而丧失抑癌功能。据统计，超过一半的家族性黑色素瘤和多种散发性肿瘤中均存在p16突变。传统的基因疗法或小分子药物难以直接“修复”这类结构不稳定的蛋白，因此，寻找能够稳定突变p16的分子伴侣成为治疗的新方向。近日，一项发表于《Structure》期刊的突破性研究，为癌症治疗领域带来了全新希望。该研究由英国剑桥大学药理学系与纽卡斯尔大学癌症研究中心联合开展，聚焦纳米抗体在修复p16功能中的应用，成功破解了p16突变导致的结构失稳难题，为靶向癌症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