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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LP(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是一种具有多效性的细胞因子,主要由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等分泌,主要作用于树突状细胞、T细胞、B细胞等多种细胞的激活、分化和增殖,并使其分泌Th2细胞因子,激活JAK-STAT等信号通路,进而引发Th2型免疫反应,在免疫调节、炎症反应及疾病发生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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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5(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5)是一种关键的跨膜糖蛋白受体,隶属于清道夫受体家族,其核心功能是负向调节T细胞受体(TCR)和B细胞受体(BCR)介导的信号传导,维持机体免疫耐受,避免淋巴细胞过度活化。如在肿瘤细胞中,CD5通过调控NF-κB、PI3K/Akt等通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存活并抑制凋亡。CD5是T细胞的经典标志物,几乎在所有成熟T细胞表面都有表达。此外,它也在部分B细胞和NK细胞亚群中表达,但在正常造血干细胞及非造血实体组织中不表达。这种高度受限的表达谱,为开发高特异性、低脱靶毒性的靶向疗法奠定了理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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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受体,主要在T细胞、B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以及其他免疫细胞中表达。PD-1通过与其配体PD-L1和PD-L2结合,发挥抑制免疫反应的作用。在正常免疫反应中,PD-1的激活是防止免疫系统过度活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帮助免疫系统避免对自体组织的攻击。然而,在肿瘤免疫逃逸过程中,肿瘤细胞通过上调PD-L1表达与PD-1结合,抑制T细胞的免疫活性,从而逃逸免疫监视。此外,PD-1的异常激活在自免疾病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PD-1与其配体的相互作用,免疫细胞的活性被抑制,导致免疫系统无法有效清除自身细胞或组织,这也是多种自免性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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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CR(G蛋白偶联受体)是人类细胞膜上最重要的信号转导蛋白家族之一,调控着从视觉、嗅觉到心血管功能的多种生理过程,其中AT1R(血管紧张素II型1受体)作为该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血压调节、体液平衡及心血管疾病中发挥核心作用。然而AT1R等肽类配体结合型GPCR的激活机制一直存在研究瓶颈,传统方法难以捕获其活性构象,制约了靶向药物的精准研发。哈佛医学院、杜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借助合成纳米抗体技术,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相关成果发表于《Cell》,为 GPCR 研究与药物开发开辟了全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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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7是一种跨膜糖蛋白,主要表达于T细胞、NK细胞及其前体细胞表面,尤其在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淋巴瘤等血液肿瘤中高表达。作为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CD7参与T细胞活化、黏附和信号转导,在淋巴细胞发育及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是T细胞恶性肿瘤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其表达特异性和在病理状态下的持续存在,CD7已成为开发新型免疫治疗策略的理想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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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泡性口炎病毒(VSV)是极具潜力的溶瘤病毒,可优先在干扰素通路缺陷的肿瘤细胞中复制并实现溶瘤效果,其糖蛋白(VSV-G)是慢病毒伪型最常用的包膜糖蛋白,被广泛用于基因治疗领域的研究。然而VSV-G的天然受体(LDL-R家族)在几乎所有细胞表面均有表达,导致VSV和伪型慢病毒缺乏靶向性,不仅会感染正常细胞引发脱靶毒性,还会降低体内精准治疗效果。已知VSV-G的K47和R354位点突变可完全消除其与LDL-R的结合,但保留融合活性,为改造VSV-G靶向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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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8是一种膜结合糖蛋白,广泛表达于细胞毒性T细胞(CD8+T细胞)、部分自然杀伤(NK)细胞及胸腺细胞发育阶段的特定群体上。它通常以α链和β链的异二聚体形式存在,作为T细胞受体(TCR)的共受体,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类分子(MHC-I)结合,增强TCR与抗原肽-MHC复合物的亲和力,从而促进下游信号传导和T细胞激活。CD8在免疫应答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机体清除病毒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的重要效应分子之一。由于其在免疫调控中的核心地位,CD8成为肿瘤免疫治疗、免疫细胞研究及免疫调控机制探索中的重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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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4年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达到34.3%和16.4%,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成年人体重超标。肥胖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多种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预计到2050年,全球超重和肥胖人数将占成人人口的半数以上。面对当前生活方式干预效果有限、现有药物存在副作用等治疗困境,开发新型、安全有效的抗肥胖策略迫在眉睫。